近日,本报“求证”栏目报道刊发后,引发关注。表面打着公益、国字头旗号,实则经营敛财、欺蒙过市、混淆视听……随着媒体的曝光,这些在境外注册、境内活动的离岸协会,正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离岸协会在境内活动现状如何?需要什么样的监管?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对社会组织国内分四级管理,全国、省、市、区县。社团名称中若要冠以‘某省’字样,要在对应省的民政部门进行注册;如果名称中带有‘全国’‘中国’字样的,只能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名称中带有‘国际’的,须跟业务范围相关,比如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介绍说。
“在境外比如香港注册,可以很轻易地以‘中国’‘国际’名称登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韩俊魁说,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冠以“中国”“全国”等字样的离岸协会没有内地官方认可的资质,就会接到一个虚假的信号,觉得这些社团信誉、资质比较强,愿意参与其项目;另外,还有一部分企业和个人,明知其详但还愿意利用这些名号进行自我包装,进而对其他人形成误导。
专家介绍,民政部门对登记注册的协会会有定期检查,但这些绕开登记的离岸协会却逍遥自在,不乏以“咨询费”“赞助费”等名目大肆敛财者。近些年,被媒体曝光的不少离岸协会,如“中华学生爱眼工程”“世界奢侈品协会”等都属此列。其中“世界和平慈善基金总会”更是以高额回报、免费入住“敬老都”等为诱饵,大肆非法集资,骗局败露后,所谓“会长”张田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些专家表示,国内部分社会组织的孱弱无力,难以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形成全面的有益补充。这种情况,不仅给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提供了机会,也给一些怀有不当动机的离岸协会可乘之机。
从1988年到2013年,我国社会组织从4446个增长到54万多个。然而某些社会组织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适应的矛盾却日益突出。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曾指出,由于历史原因,部分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严重,政社不分,管办一体,导致社会组织丧失了其本质属性和应有活力。
专家还指出,境外非营利组织存在身份尴尬、监管空缺问题。“在注册公司是指营利性的,其实在境外,非营利组织的常见法人形式就是有限公司,非营利与营利的区别在于是不是获得免税登记。如果具有免税资质的非营利组织,以慈善的名义从事营利性活动,显然是不合法的。”贾西津说,“公司形式在、在国外注册都比较容易。然而目前在内地,境外非营利组织在法律上基本没有合法生存形式,内地又没有非营利性公司法人,存在制度不对接的问题,这使得真正非营利性的离岸协会法律身份尴尬。”
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可依据的法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89年颁布的《外国商会管理暂行条例》,部分外国商会可以注册;另一个是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外国基金会驻华代表处可以进行登记注册。但对于不设代表处的基金会、境外社团和民办非企业,目前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进行指导和规范。
监管空白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今年4月,十二届全国会第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审稿,目前已向社会征求意见。
“据我们调查,一些境外社团、基金会、带有服务性质的民办非企业等虽然没有在内地登记注册,但也在通过各种方式举办活动。有的是和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合作,有的是钱进来,有的是以公司的方式进行运作。”韩俊魁说。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何建宇认为,在不涉及欺诈情况下,离岸社团与一般合法社团所采取的经费筹集方式没有本质区别,引导其进行登记注册,使之合法化、公开化、能接受监管是最重要的;对于涉及欺诈的,依法查处,建立警示性黑名单,涉案人员涉案情况进入征信记录。
韩俊魁认为,离岸协会等在内地开展活动,不能绕过管理部门直接与内地公司等合作,必须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备案、识别。此外,对于评比颁奖等活动,哪些组织有资质、如何审查审核,必须要有系统管理。“期待法律能对此有所规范。”韩俊魁说。
有关社会组织基本知识的普及和信息披露也非常必要。“要让公众清楚,到哪里可以查询到社会组织相关的信息,另外,公众发现一些离岸协会存在违法事实后,后续的投诉机制、执法体系怎样去对接,都必须建立完善,并明白地告诉公众。”一位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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