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协会工作重要吗3月12日,金华市发布了15个聘任制公务员岗位,最低指导年薪为60万元,最高80万元,年龄要求在45岁以下。早在2007年,上海与深圳率先成为试点,招聘了国内第一批聘任制公务员。那么,17年来,聘任制公务员这一制度的具体发展如何呢?
“年薪80万元”“正式公务员”“不用笔试”……日前,浙江金华发布的聘任制公务员招聘信息“出圈”。
招聘计划表显示,此次金华发布了15个聘任制公务员岗位,包括金华婺城区、金东区以及东阳市、义乌市和永康市,需求单位有金华市发改委、金华市信访局、金华市科技局、金华市公安局等,职位均为主管以上级别,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涉及工商管理学、国际金融学、产业经济学等财经类学科,最低指导年薪为60万元,最高80万元,年龄要求在45岁以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说,“公务员任职方式包括委任制和聘任制,前者是人们常说的‘考公务员’,而聘任制公务员是指以合同形式聘任、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机关依据公务员法和聘任合同对所聘公务员进行管理。”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聘任制公务员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物,我国对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的探索与改革已持续多年,早在2007年,上海与深圳率先成为试点,招聘了国内第一批聘任制公务员。2016年,北京首次面向全国公开招聘6名聘任制公务员。
这项改革充满曲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深圳市当初高调试点几年之后,目前已经悄无声息了。某一线城市在职的聘任制公务员也对新京报记者透露,他所在的城市近几年缩招了聘任制公务员,且给在职的聘任制公务员降低了待遇,“原因可能是出于财政压力。”
这次金华发布的年薪60万—80万元招聘信息,使聘任制公务员再次进入大众视野。白智立表示,聘任制公务员这项制度改革被赋予了很大希望,因为其利于吸纳“高精尖”人才进入政务系统的同时,还能解决机构精简问题。竹立家则认为,“目前该项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对普通公务员来说,聘任制公务员招聘人数一直不多,相关的法律法规还需进一步完善。”
由金华市代管的义乌市参与了本次聘任制公务员招聘,其在招的两个岗位分别为“市场发展委国际陆港高级主管”和“统计局统计调查分析高级主管”。
就在众网友惊呼“如此高薪”的时候,义乌市组织部公务员管理科负责人于3月31日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外界所传“年薪60万到80万招公务员”的说法“并不准确”。
上述负责人表示,此次招聘确实属于“高薪招聘高级技术人才”,但“60万到80万只是指导年薪,并不保证肯定会以60万到80万的年薪录用。具体的薪水水平施行‘一人一议’,用人单位根据多项因素综合考虑,再与被聘用者商议决定。其次,这个年薪是由固定工资和奖金组成,如果完不成合同规定的绩效,将会扣除相应奖金。”
义乌市此次招聘的两个岗位,“相关工作经历”都有高标准要求。比如在招的国际陆港高级主管,要求“具有5年以上央企、省属国企物流口岸领域工作经历;或具有5年以上国家级、省级物流口岸研究机构和相关协会工作经历”。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与普通公务员招考不同,聘任制公务员招聘以面试为主。在义乌,聘任制公务员的面试会在一轮内结束,其中包括了专业素质评估(专家评审小组量化评估)和综合能力评价(专家评审小组面谈)。与普通公务员考试相比,聘任制公务员的面试方向更偏专业化和精细化。
金华市婺城区某在职聘任制公务员向新京报记者介绍,他当年在面试时遇到的都是“异地考官”,他猜测可能是避免招聘过程中出现违规甚至违法行为。
在义乌市的聘任制公务员面试过程中同样有异地考官参与,“一般面试是由7人组成的专家团负责,其中有不定量的异地考官。他们在录用过程中拥有发言权。”上述义乌市组织部公务员管理科负责人说,此外,岗位的高专业化要求和对工作效果负责的合同,也是避免招聘过程中出现违规、违法现象的措施。
“是政府首先有了‘高精尖’人才的需求,才有了相关岗位的聘任制公务员招聘。如果招的人是‘低标准’或是不符合用人标准,那么工作不可能开展下去。”
聘任制公务员自诞生以来,一直具备话题度。其中的选拔流程、工作内容和工作规划如何?2024年3月31日,义乌市在职的聘任制公务员项勤毅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
据此前媒体报道,义乌是浙江省较早探索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的县市之一,首要原因是“政府需要更高级的专业化人才”。义乌首次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时间为2013年6月,成功录用4名高级技术人员。这批聘任制公务员到岗后,相关部门的评价颇高,认为他们“为政府的精细化、专业化改革作出了关键贡献”。
项勤毅是义乌市第二批聘任制公务员,2014年,就职于杭州市综合交通研究中心的项勤毅参加了选拔。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项勤毅在电话里笑着对新京报记者说,“当年,义乌市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同样引发了热议。高昂的年薪对我十分具有吸引力,更关键的是招聘的岗位与我对口。”
当时义乌市招聘的岗位,就是目前项勤毅就职的岗位——义乌市公安局智能交通调度高级主管。项勤毅200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拥有交通规划专业的硕士学位。2014年,他已在相关领域工作7年。
“高平台”和“高年薪”吸引项勤毅放手一搏。与项勤毅竞争同一个岗位的大概有20人,只有7人通过了简历筛选,进入面试。
面试当天,他感觉面试官气场强大,自己则非常忐忑。整个面试环节持续了半个小时,“先自己读题5分钟,再开始答题,然后与考官交流。考官问的问题也非常专业,询问了交通规划领域的前沿科技,比如信号库等。”
他注意到,那次招聘政府部门诚意很高。通过简历筛选的几位候选人当中,有两位身在国外,当地政府特地安排了线上面试。“可以看出来,政府急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面试结束几个月后,项勤毅接到了拟录用的通知。多年以后,当项勤毅作为考官参与了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才了解到这几个月当中的环节:用人单位在几位面试者中确定差额的候选人,然后对几名候选人进行重点专业评估,要看他们的论文,最后去候选人此前任职的单位进行背调,再决定最终人选。
经过商议,项勤毅的年薪最终定为“税后30多万元”。在日后工作过程中,这笔薪水往往能足额拿到手。
入职之后,项勤毅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接手交通规划和治堵工作,帮助当地建立起了交通治理的系统性理念。目前,他带领一个由20人组成的工作专班,专项负责当地交通治理工作。
高薪相对应的是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一开始,项勤毅就要“早来晚走”,以便观察当地的早晚高峰情况。现在,项勤毅每周也都会加班,最忙的几个月里,“3天才能回一次家,几乎没有周末”。
刚入职的时候,他曾产生身份困惑。“周围都是考进来的公务员,自己不仅有固定期限的合同,还拿高薪,挺扎眼的,怕被另眼看待。”
一个细节让项勤毅至今难忘。在义乌公安局,每人都有一张饭卡,每月饭补会直接打入卡中。但项勤毅和同批聘任制公务员的饭补已经包含在了年薪内,只能自己去充饭卡。“这其实不是个大事,但当时自己正是身份敏感期,每次去充饭卡,都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后来,他向领导反映了意见,问题得以解决。
关于对未来的打算,项勤毅告诉记者,相关部门曾明确跟他说过不续聘的情况下会如何安置他:转为普通公务员,或者向企业相关岗位进行安置。但是,他更倾向于就现在的岗位进行续约。
“我国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的探索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干部聘任、1993年之后政府雇员探索、2006年之后正式出现聘任制公务员以及2010年后聘任制公务员探索规模扩大。”白智立说。
上世纪80年代,发展迅速的乡镇企业,开始倒逼乡镇政府公务员队伍进行专业化、精细化建设。部分地区出现聘任制乡镇干部。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余仲华曾于2017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甘肃省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为乡镇党政机关补充4800余名招聘干部;此后,辽宁省为了调整乡镇机关人员结构,也曾在全省乡镇机关实行了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全国乡镇聘用制干部曾经达到25万多人,占乡镇干部总数的20%。”
1993年,中国聘任制公务员迎来重要节点——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条例》首次在国内提出聘任公务员概念:国家公务员职务实行委任制,部分职务实行聘任制。
一批“政府高级雇员”随之出现。2002年6月,吉林省政府出台了《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府雇员管理试行办法》,成为国内首个推行政府雇员制的地区。2003年,上海跟进政府雇员制,引进11名香港专才。2004年8月,深圳也去香港招聘了184名政府雇员。
此阶段,各地政府对政府雇员的认知不尽相同,管理办法也不统一。有的叫“政府雇员”,有的叫“机关事业单位(高级、普通)雇员”;有的地方规定政府雇员不担任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有的地方则规定高级雇员可以担任行政职务,行使行政管理权。
直到2006年,聘任制公务员迈入新阶段。那年,《公务员法》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一年后的2007年,深圳和上海成为试点,中国聘任制公务员正式诞生。
从2007年开始,深圳与上海多次在城市规划、金融、安全监察等高专业、高技术领域进行聘任制公务员招聘,吸引了上万人报名。
当时《南方日报》《东方早报》等对此进行了报道。《南方日报》写道:“聘任制公务员试点,是继事业单位改革以后,深圳再一次在行政机构改革上领先于全国。”
随后,深圳与上海又扩大了招聘规模。据新华网报道,截至2014年,聘任制公务员已占深圳全市公务员的10%。同期,深圳市印发了《深圳市行政机关聘任制公务员管理办法》,规定用人机关原则上应与聘任制公务员订立固定期限聘任合同,首次聘任的聘期一般为3年,续聘的聘期一般为5年。
2010年之后,各省开始陆续跟进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的聘任制公务员招聘中,“高薪”和“高技术要求”成为标配,并延续至今。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聘任制公务员的岗位多为“总工程师”“经济师”“规划师”等关键岗位,薪资待遇也是“普通公务员望尘莫及的”。
“随着中国各级政府精细化改革,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程度急待提升。一些关键的高技术岗位,采用直接提拔普通公务员的方式,培养成本过高,而聘任制公务员非常高效地提升了关键岗位的专业化程度。”白智立分析,“所以聘任制公务员改革过程中,各地政府完善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优先级明显弱于专业化人才招聘。这也是各地虽然面临编制紧张、财政压力大等情况,却依然坚持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原因。”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政府对聘任制公务员的探索规模不一。比如深圳,当年高调试点,现在已经悄无声息。3月28日,深圳市罗湖区组织部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说,“聘任制公务员的相关试点前两年已结束。原因不详。”
当地媒体曾对项勤毅做过报道,文章中说,项勤毅在近10年的工作当中,在全市汽车保有量增长约176%的情况下,有效助力义乌市交通拥堵的逐年缓解,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显著下降,智能化管控水平的显著提升。当地领导对他的评价很高,他也对记者直言:“干得非常有成就感,跟我同批的聘任制同事普遍也是这个感受。”
据《成都日报》报道,2020年8月,成都市组织部集中招聘了 6 个聘任制公务员岗位。成都东部新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邓炜洁如此评价这批聘任制公务员:“普遍能力强、素质高、态度好,逐步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给公务员群体带来‘危机感’,并产生‘鲇鱼效应’,有效激发公务员队伍活力。”
据《新华日报》报道,江苏省常熟市于2022年9月招聘首批聘任制公务员,一年后,相关单位接受采访时对他们的评价是:“入职后在发挥自身优势上有‘绝技’,为推动更多“接地气”政策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位业内专家认为,未来参与聘任制公务员改革的省市范围将会持续扩大,但用聘任制公务员大面积代替委任制公务员“并不现实”。
“聘任制公务员改革目前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退出机制需要继续改革,相关制度需要完善,聘任制公务员的相关待遇需要切实保障。”竹立家说。
某一线城市在职的聘任制公务员对新京报记者透露,自己所在的岗位待遇已经大幅减少,“与我同批的聘任制公务员待遇都被对半砍了。甚至都没有通知,我是申报个税时才发现的。”
这位聘任制公务员说,“砍待遇的主要原因就是财政压力,且不止一人被降了待遇。当地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也已经暂停,有两个聘任制公务员已被劝退。”
“许多编制方面的管理制度十分陈旧,还停留在上世纪末,肯定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发展的。要想大规模吸纳聘任制公务员,编制制度必须改革。” 白智立说。
有在职的聘任制公务员告诉记者,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自己在单位的身份认同和特殊的同事关系也会影响工作状态。“对于我的身份和高薪,一些一起共事的人心理不平衡,工作中配合不顺利。”
这是一个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在2015年,中部省份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官本位的思维下,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一些聘任制公务员开展工作上确实有一些难度。存在‘临时工’的思想比较严重,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尴尬的情况是存在的,比如一些人觉得我是一个临时工怎么去管人家正式的干部?心理上有不适应的。”
围绕聘任制公务员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晋升制度。根据2017年出台的《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聘任制公务员在聘期内一般不得变动职位。
某在职聘任制公务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虽然事先知道这项规定,但随着工作内容和心态的变化,自己内心对晋升还是充满渴望。但据他了解,同单位的聘任制公务员“几乎没有晋升空间”,以至于他已经有了辞职的想法。
浙江金华某普通公务员对记者表示,自己单位的聘任制公务员“学历高、能力高”,自己愿意配合其工作,“人家拿高薪是应该的,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确实专业,一般人做不来。”
也有受访普通公务员对记者透露,她所见的聘任制公务员“其实就是镀一层金,水平还是不稳定”。其本人对本单位聘任制公务员的看法是:“聘任制公务员就是噱头,本质还是合同工。”
2011年,国家颁布《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试点办法》。其中规定7种机关单位可以与聘任制公务员解聘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即为“聘期内年度考核不称职或者有两年为基本称职的”。
据新华网报道,许多地方聘任制公务员在考核方面与委任制公务员的标准是一样的,其程序通常为“在一定范围内自我述职,再由主管领导写评语,最后本机关负责人确定考核等次”的模式。
然而,“高续聘率”也是一直以来围绕着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的争议之一。有网友认为,高年薪和高续聘率(高稳定性)的组合容易滋生“萝卜坑”,如何在招聘过程中杜绝“暗箱操作”,一直是相关改革的焦点。
“各地政府对聘任制公务员的续聘率普遍较高,考核机制也较封闭,大部分决定权在本单位领导。建议引入更透明化的监督机制,让更多的人和组织共同完成相关评测,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公平。”竹立家说,聘任制公务员改革要想深化,制度和观念上的“铁饭碗”都必须打破,让聘任制公务员在公务员队伍中真正产生“鲇鱼效应”,才能在提高政府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同时,切实提高公务员队伍的行政效率。